《民族音樂學》增修版“引言”

  《民族音樂學概論》一書，自1997年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以來，迄今已過十載。承蒙相關學人、學院老師和本學科求知者厚愛，該書已第8次重印，發行量逾萬冊，同時亦受到海內外學者諸多熱情評論。然而，“文章千古事”，早在該書出版之時，筆者即發現其中有不少疏漏和錯失，評論者也相繼為該書提供出諸多可以充實和修改的意見和線索，故增修這一本著述，一直是本人念念不忘的蓄愿。十年過去，增修機會終于到來（按出版合同規定，十年后著者方可有出版增訂版權利），該書的繼續完善，便立即成為我當下一份主要工作。雖說十年，彈指一揮間，但人生在世，在學業上能得有幾個懂得“事理”的十年？有鑒于此，這里先以增修版“引言”之文，用做“引玉”之“磚”——筆者按。

《民族音樂學》增修版“引言”
     20世紀８０年代，當民族音樂學這門年輕的音樂理論學科，即將被中國音樂學家普遍確認的時候，在音樂學理論界曾展開過一場關于“什么是民族音樂學？”、“民族音樂學的對象、范圍和方法是什么？”的學科性質界定論爭。第一次論爭高潮是1982年至1985年間的“民間音樂理論”與“民族音樂學”提法以及學科稱謂“名”“實”爭辯；第二次論爭高潮是1985年至1987年間的關于“民族音樂學”與“中國音樂學”的異同爭辯。這場理論爭辯的結果是：學術界并未在認識和界定上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但關心這一音樂學學科理論建設的人們，卻因之而廣泛地接觸了國外學者關于民族音樂學學科建設的理論闡釋和國內學者發表的許多有益見解。

     就在這場理論爭辯不斷展開的同時，中國本土致力于研究各民族傳統音樂的音樂理論工作者，在原有“民族民間音樂研究”、“民族音樂研究”課題和“中國音樂史研究”成果積累基礎上，參考國外比較音樂學學者和民族音樂學學者研究成果和最新意見，結合中國本土各民族傳統音樂實際和具體研究實踐，各自在不同范圍和不同領域的音樂理論研究工作中，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和具有現實意義的科學探索，其成果令人矚目。這一初步形成的學術思想活躍、研究課題涌現的開放式文化新環境，為撰寫一部基礎性的具有中國傳統音樂特色的民族音樂學概論，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筆者在這一學術背景中選擇此音樂學基礎理論課題，并非是想要獨自創立一套完整的、試圖讓人完全認同的學科體系，而是應我國音樂學學科基礎教學的需要之急，初步構架一部通俗而全面介紹“民族音樂學”學科的概論式著述，為渴望涉及這門學科的音樂理論實踐者和對這門學科深感興趣的學習者，提供一部當前相對完備、系統并深入淺出、更多聯系中國各民族傳統音樂理論研究實踐的基礎讀本；同時，也是希望能為一個學科的博大容量和完美構建，增添必要的一部分在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環境中所獲研究成果和殊途同歸或另辟蹊徑的方法認驗證和認知。

     一個學科的形成和成熟，不可能只是少數的單一學術背景學人短期行為的專利發明，它必然是要在較大學術領域空間范圍內，由若干不同國度、不同風格、不同知識結構的學者，經歷不同的“歷時”驗證，融合各個時期“共時”環境若干實踐所獲豐富經驗和成果積累，才可能逐步得以構建、形成和完備。民族音樂學及其前身比較音樂學，過去在西方、東歐和東亞所擁有的經歷及發展過程，就足以充分證明此點（參見第一章）。在具有深厚民族傳統音樂文化蘊藏和豐富民族民間音樂研究成果積累的現代中國，這門學科理所當然地需要突出本土學者的成就，由更多不同風格、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術研究成果來豐富和完善這一學科的構建，推進和擴展這一學科的進一步發展。

     任何一個學科的興起，其學科所具核心思想和具體實踐經歷，則是源遠流長的，那種認為20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傳統音樂研究、民族民間音樂研究實踐與成果，與中國“民族音樂學”學科的萌生、發展和興起無關以及不能納入“民族音樂學”范圍的論點，顯然有企圖割斷一個世界性共同學科發展歷史規律與學科成果歷史積累之嫌，這就像是說“音樂美學”（aesthetics of music）這一世界性共同音樂理論學科名稱未在“中國”使用之前，中國就沒有“音樂美學”理論存在那樣，令人不可理喻和匪夷所思。何況，20世紀50年代西方“民族音樂學”之稱還未出現之前，德國、英國、匈牙利、日本、中國（王光祈、劉咸等人研究）學者的大部分“非歐古典音樂研究”成果（美國博厄斯“學派”除外），最初都還沒有與“人類學”或“民族學”結緣，但都可以視為是“民族音樂學”發展歷史的前期部分或階段，難道中國學者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若干以田野考察為基礎完成的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民族民間音樂研究和傳統音樂研究成果，就與中國“民族音樂學”發展歷程毫無關系可言！？

        就此，筆者以為，20世紀末出版的、由音樂學家繆天瑞主編的《音樂百科詞典》，所列“音樂民族學”條目[1]做出的“一般而論，中國的民族音樂理論（或稱民族民間音樂研究）和1980年以后出現的民族音樂學都屬于音樂民族學的范圍。”的論斷，當是一個比較清醒、明確而切合實際的學術性認知和界定。

        一個實踐性、應用型學科的基本理論及方法，核心內容應當是該學科性質規范、相關理念和操作程序的學術層面強調和闡述，它不僅可以適應于某一國度、某一民族或某一文化群體的需要，而且應當適應于各個國度、各個民族或各個文化群體的需求。至于其中那些系統的具體化、程序代的論證過程和翔實的材料舉證，則自然可以根據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習對象和應用范圍，有所側重、有所重點的嘗試進行著者或執行者主位（本國、本民族、本土民眾）文化的新選擇和充實更新。這既是一種科學研究實踐通理，也是民族音樂學“本位觀”的一種體現。所以，本書在學科基本理論框架的各方面論述中，將會比較鮮明的表現出西方民族音樂學理論與中國各民族傳統音樂研究實踐相結合的學科特色，因之在具體的理論和方法論闡述中，所引用絕大部分實證性音樂品種、類型、概念、行為對象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實例，將會以中國各民族傳統音樂內容和中國民族音樂學家的研究成果為主要對象。　 

       盡管筆者根據自身較長時期的研究生教學經驗和對中國各民族傳統音樂研究的實踐體會，試圖在本書編著過程中，較充分地表現出個人長期實地調查（田野工作）和理論研究所獲的深刻認識和獨立見解，但是作為“概論”這種類型的基礎理論著作，又必須要對過去已有研究成果進行全面梳理、歸納、分析和總結，以尋求和再現基本規律和某些“公理”；況且一門學科的發展歷程，宛如一條匯聚百川的長河，因此對前人研究成果和同時代學者研究材料的借鑒、吸收，即是本書的一種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