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不才，找了一些有關楊蔭瀏先生的資料。要說成文確實欠火候，只就讀書時偶有的心得與大家分享。當然，首先還是介紹一下楊蔭瀏先生的生平及貢獻。

    先說生平，有兩篇文章向大家推薦，一篇是華蔚芳的《楊蔭瀏年表》，從出生到去世，記敘比較詳細，只是在分段與具體記敘的時候有些交叉，但不影響閱讀。一篇是喬建中先生整理的《楊蔭瀏先生的音樂之路》，里面整理的是楊蔭瀏先生生前的講義，主要講述自己的治學經歷，是可信的資料。楊蔭瀏先生1899年11月10 日生于江蘇無錫縣城，父輩教書為業，相當于民國時期的小職員。正值晚清政府搖搖欲墜的時代，但家人還是希望他以后讀書“考狀元”，因此六歲送他進私塾，這為他以后閱讀古文獻打下了好基礎。同時向鄰居小道士學習樂器，十二歲的時候還跟比他大六歲的阿炳學習琵琶和三弦。這一師徒之緣，也成就了后來采錄錄音的佳話。由于父親不喜歡阿炳為人，一年之后改向親戚蘇緒初學書法。不久，由蘇介紹進“天韻社”，向社長吳畹卿學昆曲，同時教琵琶。向他學得九十多套昆曲，每套都背得很熟。1926年，吳畹卿去世，將親手抄錄的《天韻社曲譜》和紫檀木三弦傳于他�？梢哉f，他在國樂方面的修養不比一般演奏家差。同時這也成為他后來提出要做“有音樂的音樂史”，和“離開實踐無法搞好理論”的觀點的有力支撐。他用他畢生的實踐踐行著這條格言。

    當然，這是他國樂方面的修養，其實，楊蔭瀏先生還是個學貫中西的學者。在他的人生里也不時接受著西方音樂理論的熏陶。十二歲時他隨傳教士郝路易學手風琴和作曲，他自己則找人學視唱練耳。大學先上的是圣約翰大學，學經濟，但自己迷上音響學，于是研究音響學，在物理老師的幫助下讀專業著作。這對他以后研究樂律又有幫助。

這些積累都使他的視野開闊，導致他以后在國樂觀上不同于一般的國粹派。

當時的所謂的國粹派是指那種固守傳統，巴不得將時空倒退到過去的那種觀點，雖然在整理國故方面有它存在的價值，但從長遠計，還是楊蔭瀏先生的觀念更切實際。他四十年代在《樂風》中發表的長文《國樂前途及其研究》一文中表達了他的國樂觀，由于立場的宏大性常給人一種錯覺，一時仿佛是個崇洋派，一時又似乎是個保守派（這一點在黃翔鵬先生的悼念文章中有提及，所謂“橋梁作用”是也），又由于楊先生強調實踐與理論的聯系，所以有關國樂發展方向這方面建設性的文章被人忽視，這篇文章在他以后的集子中都沒有發表，是他去世后才被人發現，關于是由于年老遺忘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觀點有所改變又存在爭議，所以讀來中間容易陷入一些困惑，關于楊先生的國樂觀，魏廷格先生作了專門的文章，且不遺余力地宣揚，分別三次發表文章，1989年的《反思中國現代音樂問題的重要歷史文獻》副題“關于楊蔭瀏先生《國樂前途及其研究》一文”；1992年《再議楊蔭瀏先生的國樂觀》；1999年《三議楊蔭瀏的國樂觀》——在“紀念楊蔭瀏先生誕辰 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魏先生總結楊蔭瀏先生國樂觀的核心是：在西學東漸的環境下要講中西融合，必須對國樂給予“特殊的注意”。前面說過，楊先生由于中西音樂都有很好的修養，視野開闊，他是不反對中西融合的，但關鍵是他強調在國樂本身沒有發展成熟的情況下，盲目融合只會導致西樂排擠國樂的結果，所以在這一現實面前提出要對國樂進行“特殊的注意”。又針對當時的作曲家只從劉天華先生身上吸取經驗的情況，分析了劉天華先生成功的原因，劉先生有著豐厚的國樂的修養，自己會多種樂器，且已巍然成家。集多年的積累最終成就他的十大二胡名曲和三首琵琶曲。劉天華的確是中西融合的好例子。而當時的作曲者不去注重劉先生成功的深層原因而只守著這幾首作品本身，結果音樂做出來只有“形似而無神似”，這是令楊先生感到很焦慮的。這一點可舉原話：“現時敬慕他的人們，很容易效法他的創作，而忽略了他從過去所學得的基礎，模仿他將自己所作曲調教人，而忽視了他積十余年之久，方才寫成的僅僅十幾個曲調中間，所透露過來的辛苦背景”，這是《國樂前途及其研究》的原話。還有喬建中先生整理的那篇《楊蔭瀏先生的音樂之路》里也有這種流露，“我覺得沒真正學好中國音樂就去作曲或去搞研究是不行的。現在的感覺更是‘今不如昔’，對中國音樂下功夫鉆研的人實在是越來越少了。”這是七十年代末的情景。而魏先生之所以如此堅定地宣揚他這篇文章的觀點，我想是和他從楊蔭瀏先生身上讀出了這種憂慮是分不開的，晚年的講義便可遙相呼應，并非是觀念改變而確實是生理上的遺忘。

我覺得楊蔭瀏先生的成就其實也應該分期。建國前到建國初是一個時期，建國后一直到1984年先生去世算第二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主要貢獻應該在收集整理不少民間音樂，包括采錄阿炳錄音，油印出版《雅聲集》一、二集等等。第二個時期最大的貢獻當是耗時十八年才撰寫完成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也是本人想要著重議論的話題。

這篇巨著本人有收藏，但至今只是偶爾翻閱，還未精讀。不過，先看了幾篇介紹的文章，一篇是馮文慈先生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的歷史性成就及其局限——在紀念楊蔭瀏先生誕辰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中間提到馮先生本人發表的三篇關于《史稿》的批評文章，“第一篇是《崇古與飾古》，論述古已有之的‘崇古 ’的非理性心態，抑制了對于歷史真相進行探索的活潑生機”；“第二篇是《雅樂新論：專向唯物史觀路途中的迷失》，主要是評論楊先生不能夠從歷史發展的辯證觀點看待雅樂特別是不能看待西周雅樂。他對于剝削階級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推動歷史進步的積極作用不能率直承認。”，認為楊先生對雅樂的評價過低；“第三篇是《防范心態與理性思考》，主要是論述楊先生的‘自我防范心態’，他唯恐自己落入‘擁護封建制度’或‘擁護封建意識形態’的陷阱。這樣，就時而把階級和歷史主義對立起來。”但通過本人的對比閱讀，發現第一篇觀點和馮先生其后論述的兩篇文章觀點上顯然向左，既然楊先生處處考慮要和古人“劃清界限”，生怕自己落入“擁護封建制度”或“擁護封建意識形態”的陷阱，因而就不可能會去“崇古”和“飾古”，反而我們看到的是楊先生在著書時更多的是批判論述。第二第三篇關于雅樂地位與楊先生“防范心態”的論述很贊同，楊先生寫這部巨著是從1959年動筆，到1977年結束，歷時十八年，中間經歷中國風起云涌的政治運動，像 “反右擴大化”，“大躍進”，“十年文革”這些重大的社會政治運動及所產生的政治文化思潮，無疑會對楊先生產生影響。新時代的誕生對像楊蔭瀏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無疑產生了巨大的吸引，于是自覺地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當時的時髦，“但是由于在學習上看準、吃透和消化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積累，急功近利往往容易出現形似而神偽；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前述從50年代后期開始的疾風驟雨式的‘左傾’錯誤，而對當時絕大的知識分子來說，正確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毛澤東思想與‘緊跟’黨的現行方針政策，這二者有什么區別，是十分難以分清的事�！彼�謂集體無意識形容的大概就是這樣的情形，要不然當年的瘋狂也不至于持續那么久。很顯然，由于種種原因，楊先生也陷入了這場瘋狂的運動當中，這是個自我迷失的時代，連學者也不例外。楊先生在學術上是巨人，但政治上不免也有隨波逐流的嫌疑。當然，馮先生提到的“防范心態”在概念上容易讓人誤解，到底什么是防范心態呢？本人找到一篇爭鳴文章——向延生先生的《再談楊蔭瀏先生的“防范心態”》，中間提到“某人在當時的政治環境里采取‘自我防范心態’的前提，首先是要對當時的統治階級思想——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有了全面、準確、辯證的認識、、、、、、然后為了保護自身，再從主觀上有意識地去采取的對應的心態與行動，一直到陽奉陰違地做表面文章。從我對楊先生十余年的觀察、了解和看法出發，我認為為人一貫十分真誠、坦率的楊先生，當時既沒有那么高的思想認識水平；更不會有意識地、違心地或口是心非地去那樣做、那樣寫�！钡�就我閱讀馮先生那幾篇關于楊先生《史稿》的評論文章，并沒有感覺馮先生說“防范心態”是因為自己有清醒的認識而后有意說一些違心的話以求自保。更多的是說由于歷史的原因，楊先生對唯物論學習的不能吃透而導致的主觀自覺的“與剝削階級劃清界限”的自我防范。其實馮先生與向先生觀點是相同的。只是角度不同。由于馮先生的“ 自我防范”提法容易產生概念的誤解，才有這一爭鳴。不過，這樣對比之后，筆者對于楊先生的印象就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印記。首先楊先生是個坦率的人，對唯物論的學習也是發于內心而非做作。但由于歷史原因，使楊先生在認識學術與政治關系上產生誤區，因而給他的學術帶來難以避免的瑕疵。但它還是“代表了古代音樂史研究的幾十年成就，這部著作的出版是中國音樂學術領域內一項重大成就，并為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樹立了一座豐碑。”所謂“肯定其成就，指出其不足”是也。

是為讀書筆記。

參考文獻：

1、 華蔚芳 《楊蔭瀏年表》 中國知網

2、 喬建中《楊蔭瀏先生的音樂之路》 中國音樂學 1999年第4期

3、 楊蔭瀏《國樂前途及其研究》 中國音樂學 1989年第4期

4、 魏廷格《反思中國現代音樂問題的重要歷史文獻——關于楊蔭瀏先生“國樂前途及其研究”》 中國音樂學 1989年第4期

5、 魏廷格《再議楊蔭瀏先生的國樂觀》 中國知網

6、 魏廷格《三議楊蔭瀏的國樂觀》——在“紀念楊蔭瀏先生誕辰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上的發言  人民音樂  2000年第1期

7、 馮文慈《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的歷史性成就及其局限——在紀念楊蔭瀏先生誕辰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人民音樂  2000年第1期

8、 馮文慈《崇古與飾古》 音樂研究 1999年第1期

9、 馮文慈《雅樂新論：專向唯物史觀路途中的迷失》 音樂研究 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