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藝術研究》2017年第4期發表董宸文章《闡釋人類學方法在民族音樂學中的運用》。音樂民族志書寫作的方法范式與民族志方法論的發展息息相關，伴隨格爾茲“闡釋人類學”和后現代思潮的廣泛影響，音樂民族志開始了將描述與闡釋結合的有效嘗試，并逐漸加快了與民族志同步的反思步伐。在此發展過程中，音樂民族志書寫逐漸產生的問題是，一方面，簡單地理解“闡釋”，易忽略闡釋人類學知識論系統的立足點，對相關知識論系統掌握和理解不足；另一方面，不能正確地使用“闡釋”，方法范式分層觀念弱，易導致跨學科理論方法混同，出現不當地轉譯和使用。基于此，文章回到格爾茲提出闡釋人類學理論、方法、實踐的語境中，借鑒觀念層（一般方法論）、學統層（學科方法論）、方法層（具體應用方法論）這種明確分層的分析方式，提出關于音樂民族志書寫實踐中對跨學科知識論系統的轉譯和使用的觀點。

文章主要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闡釋”的跨界：從民族志到音樂民族志；第二部分，從觀念到學統——闡釋的文化人類學定位與拓展；第三部分，誰在闡釋：民族音樂學學統層的方法論轉譯；第四部分，如何闡釋：音樂民族志書寫的反思與新定位；第五部分，結語。

文章指出，民族音樂學作為人類學/民族學與音樂學的交叉學科，從誕生之時就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整體發展狀況密不可分，因此音樂民族志書寫也一直與民族志書寫的發展脈絡息息相關。

以格爾茲為代表的解釋人類學/闡釋人類學，是各種民族志實踐和文化概念反思的總稱，他是在七十年代受當時占支配地位的帕森斯學社會理論、經典的韋伯社會學、現象學、結構主義、結構和轉換語言學、符號學、法蘭克福學派批評理論以及闡釋學的共同影響下產生的。

在以闡釋人類學為先鋒的民族志反思和改良的過程中，知識論系統的不斷拓展，民族音樂學在面對與人類學從事件行為層面入手的研究對象不同的音樂產品描述對象時，其跨學科和本學科的方法論范式的指導和使用中存在困惑逐漸顯現出來。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描述對象的差異，人類學從行為層面入手、民族音樂學從音樂產品層面入手，由此在針對研究對象的描述和闡釋中產生兩個層面的呈現和對接的問題，不僅涉及學科交叉，還涉及具體分析方法的交叉。由此產生另一個方面的問題，即民族音樂學面對的跨學科的知識論系統，在借鑒和使用時如何定位、運用、吸收和轉化。

因此本文注重立足于民族音樂學，從知識論角度對“闡釋”進行重新解讀，按照“觀念層——學統層——方法層” 這樣一個從普遍到具體的分析思路，就一般方法論——學科方法論——具體應用方法論對闡釋進行解讀，最終落實于民族音樂學學科角度，在一定程度上使跨學科的方法論轉譯成為可能，達成本學科方法論系統的發展和實踐的創新。

對于民族音樂學來說，觀念層范式常來源于文化人類學，隨后在本學科進行學術轉化，也產生了較多有較大影響的范式。[1]由此可見，民族音樂學在使用闡釋人類學方法中產生的問題和不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忽略了闡釋元范式層面的定位，因此我們需要在文化人類學的層面明確“闡釋”從觀念到學統是如何定位與發展轉化的。

筆者立足于民族音樂學寫作實踐的角度，繼續深入對格爾茲“文化的闡釋”進行解讀，發現一些本學科經常涉及，但在方法論轉譯過程中易產生誤讀和偏差的幾個方面：

首先，格爾茲提出的“闡釋”，基于闡釋學的解讀，對其功能重要的界定就是“理解”，也是格爾茲闡釋人類學提出“對闡釋的闡釋”（在闡釋之上的理解）主張的立論基礎。

其次，格爾茲提出的濃描作為改良民族志的一種描述方式，與傳統民族志注重現象的事實描寫（淺描）并非二元對立關系，它們共同構成民族志不同傾向的描寫。

第三，格爾茲對文化進行重新定義，重視對文化本質的界定和以人為研究主體的心理特征的解讀。然而這并不能改變文化人類學作為社會科學的本質，格爾茲在分析實踐中也提及，社會科學還是沒有對意識形態和心理分析產生成熟的方式和認識。

第四，以格爾茲為代表的闡釋人類學，其方法論系統在分析實踐中結合、吸收了諸如當時結構語言學和后現代主義思潮等影響下的觀念、理論。

由此可見，在民族音樂學對闡釋人類學分析實踐的理論方法進行借鑒時，要對方法論系統有整體性認知，不僅借鑒理論方法本身，而是學習其是如何運用綜觀視角去參考運用并且綜合完善的，盡量避免不恰當的借鑒和轉譯。

格爾茲為代表的闡釋人類學在相關知識論系統與分析實踐中，已經體現出文化人類學意識到自己處于社會科學涉及到人文現象和心理問題的困境，承認“自己的描述與被描述的對象一樣，是一個符號體系、一種文化的解釋的人”。[10](p.13)民族音樂學以音樂產品作為對象，通過專門的記錄和系統的分析將研究對象落于紙面，與文化人類學對行為層面的觀察和分析結合，達成實證性的闡釋。

民族音樂學對于闡釋人類學方法論的借鑒，主要體現為三種方式：

第一類，直接將格爾茲有關闡釋人類學的個別的話語、觀點，用于民族音樂學學科理論模式的發展改良中。

第二類，結合學科研究的特殊性，對具體的方法論進行對象轉換，成為民族音樂學的學科方法論范式。

第三類，結合其他學統層或者學派的方法論范式，在民族音樂學的學科視域下充分考慮分析實踐，進行融合發展。

在民族音樂學分析層面，對闡釋人類學及其發展而來諸相關學科理論模型和方法論范式有錯綜交互的淵源關系。因此，面對多樣的相關社會科學和音樂分析理論，我們需要帶著立體的觀念架構去綜合考量不同層次的方法論范式。對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的解讀，在分析中根據實際需求找到適當的觀念指導，同時明確與觀念存在淵源關系的方法論具體所屬的學統層。

在重讀闡釋的過程中，除了希望通過更加明確的解讀和新的認識對民族音樂學學統層方法論范式和音樂民族志書寫方法層分析實踐能夠有所幫助外，還希望對民族音樂學中國體系特征的分析上能夠有所幫助。

學科發展至今，由于對民族音樂學學科兼顧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特征，不僅需要面對后現代思潮中解構（音樂）民族志整體上對“異文化”（客體）的描述方式，以及反思民族志、實驗民族志等關于闡釋、對話、多維的嘗試，并且要尋求更加綜觀的解決問題的視角和思路。

在中國實踐中，除了學習闡釋人類學民族志實踐中對某種象征符號或者意義進行解讀的方法論本身，更重要還要吸收格爾茲提出的應對研究對象時承認主觀性和特殊性的觀念轉變，直接面對對世界范圍內不同文化之間關系變得日益多樣和復雜的現實的探索。

本文對闡釋人類學方法在民族音樂學中的運用進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明確方法論分層及其使用方式的嘗試，希望從另一種角度為如何跨學科對理論方法進行轉譯提供新的思考方式。

第一，民族音樂學與文化人類學的研究以及民族志書寫具有特殊性，因此重讀和反思的成果能夠具有多重的功用性，帶來新認識。

第二，現在學界對于民族志書寫是否“科學”的爭論，有了新的更加理性的中間聲音，以及西方公共人類學熱潮的出現帶來了回歸性的反思。對于我國民族音樂學而言，目前處在根植于傳統的現代性、以及不斷推進的后現代性的交互發展中，正確處理這一平行、交互的發展關系，對于民族音樂學的進一步完善，以及在人文學科、社會科學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非常重要。

第三，民族音樂學作為交叉學科，在音樂民族志書寫實踐中要明確自身的位置，正視傳統、當代和后現代性的發展現實。

原文作者: 董宸，中央音樂學院博士，復旦大學在站博士后。

原文標題:《闡釋人類學方法在民族音樂學中的運用》

原文出處: 《民族藝術研究》 201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