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跳舞問題研究綜述
民國時期的跳舞問題研究綜述
關鍵詞:民國;跳舞;研究
跳舞,中國社會古已有之,但中國的傳統舞蹈終未能形成一種社會現象。鴉片戰爭后,隨西風東漸而來的西式跳舞卻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中國社會漸掀波瀾。西式跳舞進入中國社會后,與中國傳統文化發生碰撞,二者間的沖突和融合折射出中國近代都市社會演變的曲折過程。同時,東來的西舞還催生了社交公開、男女平等、個人自由、享樂主義等思想和觀念,是近代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內容和文化轉型的一個重要體現。筆者認為,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國近代的跳舞問題能夠一窺中國近代轉型過程中社會風貌的變遷。
西舞雖東漸于晚清,但勃興于民國。目前,史學界對民國時期的跳舞問題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F雖已有學者對民國時期的大都市如上海、天津的跳舞問題進行了可貴的探索,但跳舞問題作為民國時期城市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理應成為學界進一步關注的對象。因此,筆者擬將社會文化史范同內關于民國時期跳舞問題的研究進行梳理,為進一步深入研究該問題做一鋪墊。
一、娛樂生活研究中的民國跳舞問題
娛樂生活研究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跳舞又是娛樂生活的一種。民國時期,西舞在上海、天津、北京這樣的都會城市中日益盛行,并漸成風氣。 故而,在研究民國時期京津滬娛樂生活的論著中,幾乎皆有對當時舞現象的論述。筆者現將這類研究中頗具代表性的論著作一綜述略陳如下。
將整個上海娛樂業納入視野并將舞廳業包含其中的兩部典型著作,一是高福進的《“洋娛樂”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娛樂產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二是樓嘉軍的《上海城市娛樂研究:1930-1939》(文匯出版社2008年版)。高著中“室內娛樂:男女同舞同樂時代的來臨”這一章,概述了晚清至民國時期交際舞傳人上海的流變過程,但失之過簡,且錯誤較多。樓著中,作者為佐證整個上海娛樂業的空間結構、經營主體、娛樂特征等方面,對近代上海娛樂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舞廳業的發展概況作了分析,但略嫌泛泛,不夠深入。
李歐梵的《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一書,將舞廳作為一個重要的樣本,探究了以“聲、光、化、電”為特征的中國近代城市尤其是上海的“現代性”,是一部頗具影響力的著作。
扶小蘭的《近代中國城市文化娛樂生活方式之變遷》一文中的第五部分介紹了西方交誼舞在中國由初現到勃興的情狀,并認為交誼舞成為都市人娛樂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乃是近代社會發展之必然趨勢,并彰顯出其特殊的意義,但在筆者看來,作者以單薄的史料所得出的這一觀點,有以偏概全之弊。
李少兵的《1927-1937年的北京娛樂文化——官方、民間因素與新時尚的形成》(《歷史檔案》,2005年第1期)一文,從官方、民間因素對娛樂文化的參與以及二者之參與同新娛樂時尚形成之間的關系這一角度,介紹了1927-1937年間北平舞業的情況,但多側重于北平當局對舞業的管理。此外,作者于1994年出版的一部著作——《民國時期的西式風俗文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有一章專門論述民國時期的西式舞蹈,介紹了傳統的中國舞蹈和現代西式舞蹈的主要區別,交際舞從傳入中國到逐漸流行的過程,中國舞蹈家戴愛蓮,以及洋人對中國洋舞的看法。其中諸多內容鮮見于其他研究民國跳舞問題的論著中,不失為該文之亮點。
其他論及民國時期跳舞問題的社會文化史論著還有很多,比如忻平的《從上海發現歷史: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會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羅蘇文的《滬濱閑影》(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版),安克強的《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和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魏斐德的《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許慧琦的《故都新貌——遷都后到抗戰前的北平城市消費(1928-1937)》(臺北學生書局,2008年版)等等,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具體評述。
二、民國跳舞問題的專項研究
目前,在社會文化史范疇內,對民國時期跳舞問題作專項研究的論文有十多篇,但著作屈指可數。筆者在此略作綜述,以助后繼之研究者了解此專項研究的概況。
馬軍對上海的跳舞問題研究得頗為深入。他的《1948年:上海舞潮案——對一起民國女性集體暴力抗議事件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以1948年上海舞女反抗政府節約消費禁令而引發的暴力事件為研究對象,梳理出了這一事件演變的詳盡脈絡,并整理出珍貴的口述歷史文本,研究較為深入。他的另一重要著作《舞廳,市政——上海百年娛樂生活的一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則系統介紹了交際舞從清末傳人中國一直到改革開放后再次出現的百年發展脈絡。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導論中較為細致地梳理了國內外涉及上海舞廳、舞女的研究,為后來者之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除此之外,馬軍還發表了《1948年上海舞潮案中的舞業同業公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從“舞潮案”看戰后上海市社會局的處境和職能》(《老上海透視——中日青年學人的上海史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論1948年上海舞潮案》(《上海研究論叢》第14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上海舞廳業的消逝(1949-1954年)》(《國史研究參閱資料》,總第290期,2004年8月)、《幾點鐘打烊?——論舊上海兩界三方圍繞公共娛樂場所關門時間的交涉》(《城市史研究》第24輯,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兩界三方管理下的上海舞廳業——以1927至1943年為主要時段的考察》(《社會科學》,2007年第8期)等論文分別從舞業同業公會、社會局、舞潮案、舞業的取締、舞廳的關門時間、舞業管理等方面對上海的跳舞問題進行了研究。
張艷的《激蕩與融合:西方舞蹈在近代中國》一書,“主要探討在近代百年間社會變遷的背景下,西方舞蹈傳人中國之后引起的舞蹈藝術、社會風俗、社會心態、價值觀念、文化市場、政府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變化,透視國人認識西方舞蹈和西方文化的心路歷程,探討多元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規律和特征。”
依筆者拙見,可將目前國內學界專門研究民國時期跳舞問題的十余篇學術論文分為如下三類:
第一,論述舞廳功能的文章。主要有:葛平的《交際舞場的交際功能和娛樂功能》(《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1986年第3、4期)和胡俊修的《近代上海舞廳的社會功能——以20世紀30年代(申報)廣告為主體的分析》(《甘肅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其中,胡文還指出了上海舞廳長久存在和興盛的原因。
第二,從舞女、都市化、現代性和公共空間的角度,論述民國時期跳舞問題的文章。主要有:陳文婷的《上海舞女:以休閑報刊與小說為中心(1927-1949)》,萬妮娜的《民國時期舞女性質探析——以上海舞女為中心》(《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4期),張金芹的《另類的摩登:上海的舞女研究(1927_1945)》,趙鳳玲的《交際舞東漸與近代都市女性的“摩登生活”》(《江漢論壇》2008年第5期),李從娜的《從(北洋畫報)看民國時期都市交際舞業》(《中州學刊》2010年第1期),以及郭亮亮的《空間與想象——舞廳、舞女和穆時英的小說》(《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
第三,以禁舞為研究對象的論文。主要有:左玉河的《跳舞與禮教:1927年天津禁舞風波》(《河北學刊》2005年第5期),唐小兵的《象牙塔與百樂門——民國上海的大學生“禁舞”事件考述》(《開放時代》2007年第3期),趙巧萍的《1946-1948年廣州禁舞及其失效的原因》(《傳承》2009年第3期),以及前文所述馬軍的上海舞潮案的相關論文。
此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研究生費嘉炯及該國社會學家保羅·克雷西亦曾對跳舞問題進行過專項研究,且其成果不容忽視,后繼研究者理應仔細研讀。
三、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展望
總體而言,目前學界對民國時期跳舞問題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筆者認為尚有諸多遺憾。
其一,僅將跳舞問題作為近代娛樂生活的一個方面而有所提及的論著多于對民國時期跳舞問題的專項研究。對于民國時期的跳舞問題,前者的研究多失之泛泛,或者材料單薄,有以偏概全之嫌,而后者的研究對象大多為西式交誼舞,似乎近代以來東漸至華的西式跳舞只有交誼舞而別無其他。實際上,存在于民國社會的西式跳舞除了交誼舞外還有西方各國的民間舞、芭蕾舞、現代舞等等,它們都曾對近代國人產生感官刺激,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
其二,從研究區域上講,當前對于民國時期跳舞問題的研究多集中于上海,相比之下,同樣是舞風盛行的京津地區,學界對之的關注程度明顯不夠。
其三,從研究方法上講,以舞廳為公共空間,探究舞廳老板、舞女、舞客以及政府管理者之間的諸多關系,是微觀史學與新文化史研究很好的切入點,但目前學界對此研究得尚不充分。
此外,筆者認為,未來對于民國時期跳舞問題的研究還應注意到以下兩方面:一方面,研究者要掌握一定的舞蹈學、舞蹈史方面的專業知識,以對跳舞問題形成更為扎實的認識。另一方面,嘗試多維化的思考——不妨從身體史、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符號學等角度,思考民國時期的跳舞問題,這樣或許可以為該問題的研究注入新鮮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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