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我們還沒有一個定義清晰的“中國音樂思想史”學科，然而卻不能說沒有音樂思想的研究，近代以來，有許多人對古代音樂思想發生過興趣、產生出認識、寫作過不少文章，甚至出版了某一方面如中國音樂美學史研究的專著，但無可懷疑的是，這些零星的研究和個別領域的成果并不能構成中國音樂思想之“歷史”的全貌，也沒有形成中國音樂思想史之“學科”的確立。所謂“史”者，必有事實之前后關系，有觀念之內在理路，更有整體之精神面貌，中國音樂思想史必須展開中國人音樂觀念的歷史發展邏輯，必須說明中國人音樂思想的社會根源，必須描述中國音樂和中國音樂思想的精神特征。所謂“科”者，則一定要有專門研究對象，有自己的獨特方法，形成本學科的知識系統，創造特有之學科觀念，包括中國音樂思想的范疇體系，中國音樂思想的基本架構，中國音樂思想的理論范式等。本文主要談中國音樂思想范疇問題、音樂思想史學科架構問題和理論解釋范式問題。中國音樂思想史所涉及的其他重要問題還不少，如中國音樂思想的史料學、中國音樂的構成觀念、中國音樂觀念的起源、中國音樂思想史的方法論等，這里都暫不言及。
（一）音樂思想史的范疇問題研究，是不能忽視的。范疇，是思想的剛性骨架，抽去概念或范疇的思想是沒有內涵的思想，甚至不是思想。中國音樂思想有自己特有的范疇以及范疇體系，其間凝聚著中國人對音樂的深刻思考和切己體認，是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領域之一。這些范疇包括“一般范疇”（如“道”、“理”、“氣”）、“特殊范疇”（如“聲”、“音”、“樂”）、“抽象范疇”（如“雅”、“中”、“韻”）、“具體范疇”（如“燥”、“靜”、“淡”）、“價值范疇”（如“美 ”、“善”、“和”）、“操作范疇”（如“脆”、“滑”、“溜”）等，每一個范疇類型當然不止這里例舉的幾個概念，而特別須指出的是，這些范疇類型共同形成了中國音樂思想的范疇體系，或者說思想骨架。中國音樂思想范疇顯然還有自己獨特的構成特點，如“德樂”與“樂德”這樣的正反表達式，它們也都是中國音樂思想的范疇，但其內涵不同，性質不同，前者相對具體，后者相對抽象；如“道”、“氣”和“理”這樣的超越表達式，它們含有遠超出音樂思想的內容，既是音樂思想范疇，也不是音樂思想范疇，應該說是中國文化的高位范疇或元范疇，也即最基本的觀念預設，離此則難以解釋許多音樂文化現象。還有一些中國音樂思想特有的范疇，如“中”，既是具體范疇（如“中聲”），也有抽象性質（如“中和”），有時暗含在方法論中而體現出“執其兩端用其中”的原則（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道之用（“中庸”），即無過無不及；有時是對宇宙人生根本道理的體悟而表達為“中道”的哲學原理（如“非有非無、非無非有”），是用之道（“ 中論”），即不著邊見，不是二元對立，而是強調持中。這樣一些范疇類型不是非常值得我們研究嗎？上述各式范疇類型，又都不是孤立的，它們表現出強烈的相關性，所謂道器圓成，情理無間，體用不二。范疇概念之間的聯系，可能構成思想史的線索和結構。這樣一些認識，是我們研究中國音樂思想最須注意的。梳理這些范疇，解釋這些范疇，建立中國音樂思想的范疇體系，是音樂思想史的重要任務。

（二）中國音樂思想史的整體架構自然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此尤其涉及到本學科的對象問題，沒有確定的科學的研究對象，一個學科不能成立；當然，沒有對一般中國思想史之認識以及一般思想史與音樂思想史之合理關系的建設，也難以有科學的音樂思想史，因為音樂思想史是一般思想史的有機組成部分；更深一層說，若不能清晰地認識一般思想和音樂思想的發展邏輯、線索及其相互關系，則可能遮蔽思想歷史的真實而昧于不明之中。

     按學術界的通識，思想史是人類社會意識的發展史，確切地說，思想史是理論化的社會意識發展史，思想者的思想是其最重要的研究對象。思想文化屬于精神文化范疇，思想，是最為重要、最為恒久、最為精華的精神文化。思想是對現實的抽象，反映思想者的社會存在，是思想者的抽象存在方式。思想常常表達為概念、范疇以及諸概念和諸范疇間的有機聯系，也常常潛藏在產生這些概念和范疇的方法論之中，還反映在思想者對現實的價值立場、應對方式以及解決問題的技巧里。以此度之，則中國音樂思想即是中國音樂現實的抽象，反映音樂思想者的社會存在，既有文化精英們的音樂理性，也民間藝人的音樂智慧，還有潛隱在中國音樂里的思想觀念種子。

     而什么是思想史，則常常取決于它把什么東西當作自己的研究對象。狹義的思想史研究的是：“誰在什么時候，怎樣造成了智力或文化的進步”，廣義的思想史被認為接近一種“追溯知識的社會學”（C.Brinton，1972），布林頓此意即是說，思想史應當以知識、智力和文化的發展變化原因——思想和思想的社會土壤為研究對象，恰如英國學者梅爾茨所說，思想是隱蔽的世界，“在光怪陸離的人世表象的背后潛藏著內在的思想區域”（J.T.Merz，1923）。思想總是在現象的后面，但卻是現象的原因。因此，僅僅把現象（所謂“人世表象”）當作是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是很有問題的，因為它把“結果”當成了“原因”，把對“原因”的思考篡改為對“結果”的觀察。

     當代中國思想史界對于思想史學科的研究對象有不同觀點。有人把中國思想史學科的對象確定為理論化的歷代精英的思想，因為他們最可能產生對現實的抽象，產生思想成果，他們有記錄和傳播思想的條件，也最能體現中國文化的思想特色并對社會產生影響。這也許就是先賢所謂“大思想”，即：來自大多數人、影響大多數人的思想。也有人把思想史的對象擴大到一般民間生活和歷代儀式禮俗，以為在這些行為化的文化中深含思想的種子，遠的如國學大師錢穆，近的如新銳學者葛兆光，都有此主張。錢穆在《中國思想通俗講話》（1955）中不惟強調文化精英的思想之重要，同時也指出，“……中國傳統思想，不當專從書本文字語言論辯求，乃當于行為中求。中國傳統思想乃包藏孕育于行為中，包藏孕育于廣大群眾之行為中，包藏孕育于往古相延之歷史傳統，社會習俗之陳陳相因中。”在他看來，群眾的行為是圣人思想的發生土壤。葛兆光在《中國思想史：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1998）中，特別強調思想史的“基盤和底線”，對以往那些以精英和經典構成思想史，“描述了思想家的序列就等于描述了思想的歷史”的現象頗表懷疑，因此倡言重寫中國思想史。他認為：“如果思想史只是寫那些思想的精英和經典，思想史就是一個懸浮在思想表層的歷史，如果思想史只是一次次地重復確認那些思想的精英和經典，思想史就真的是一個‘層層積累’的歷史了。”他進一步說，“過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經典的思想史，可是我們應當注意到在人們生活的實際世界中，還有一種近乎平均值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作為底色和基石而存在……似乎在精英和經典的思想與普通的社會和生活之間，還有一個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而這個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延續，也構成一個思想的歷史過程，因此它也應當在思想史的視野中。”持與此類似的觀點者也屬不少，有人指出：“生活，是思想史觀念之源”，服食器用、禮俗祭儀、勞動生活等，都可以提煉出觀念和思想；反對與此類似觀點者同樣也不少，有人認為，把思想和生活，把思想和思想的產生土壤混為一談，不只是思想沒有抽象性、思想不是思想的問題，甚至也頗帶過去那種“工農兵哲學”的影子，思想固無所不在，但造成思想無所不在者卻并非都是思想。

     俾以為，對一般中國思想史研究現狀的了解和認識，是研究中國音樂思想史的必備條件，因為，中國音樂思想史是一般中國思想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不能對中國思想史有全面的知識掌握和觀念批判，則對中國音樂思想及其歷史地位不可能有科學的認識；同時中國音樂思想又有不同于一般思想史的特殊性，揭示此一特殊性、描述此一特殊性、解釋此一特殊性，是中國音樂思想史的重要任務之一。對于一般中國思想史研究對象的分歧，可以根據音樂思想史的特殊性作特別的處理，一方面，歷代文化精英的音樂思想仍然是音樂思想史的主體，歷代經典記載的音樂思想還必然是音樂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理由是：這些思想正是所謂影響社會大多數人的、歷久彌深、化為一般音樂觀念的中國思想精華，正是錢穆所謂“大思想”，余英時所謂“大傳統”，焉可忽視、焉可不研究？另一方面，按思想的一般定義和音樂思想的邏輯規定性，可以把古代禮俗祭儀中的音樂活動和民間音樂生活中暗藏的準音樂思想處理為中國音樂思想史的“前歷史”，因為它還沒有脫離“事實”、缺乏“抽象”、沒有“觀念化”，如古代音樂神話中包藏的音樂思想的種子、上古禮俗祭儀中音樂活動的文化結構后面所帶有的觀念因素。再一方面，還可以把中國音樂特有的操作方式、行為方式、音樂結構方式等現象中潛蘊著的思想觀念種子，作為中國音樂思想史的“潛歷史”，所謂“潛”者，是說它有思想的某些性質，卻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