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研究》2016年第4期發表王旭青文章《音樂修辭的歷史溯源及考辨：文藝復興時期》。文章指出，近幾十年來，西方音樂理論有關音樂修辭理論的探討，頗為熱烈。麥克科瑞勒斯認為，“音樂修辭（Musical Rhetoric）是我們音樂學家，不管是作曲家、表演家、理論家、民族音樂學家，還是歷史學家，都一直在用的一個語詞。它是我們探討音樂時無法避開的術語之一”。作者順著修辭學的歷史脈絡，追溯文藝復興前的修辭史和音樂理論史，嘗試對音樂與修辭的關系做一番歷史的溯源并進行關聯考辨——探究“修辭”這一術語究竟是何時滲透到音樂中，又為何能進入音樂理論中的。

文章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追溯了西方修辭學的歷史源頭與重要地位。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盛期高度發達的言說實踐為修辭進入音樂提供了外部條件。第二部分闡述了音樂“情感論”與修辭學之間的關系，音樂作為“言說藝術”能表現情感。從公元前1世紀到文藝復興盛期，音樂“情感論”的大為盛行，使“修辭”與“音樂”之間產生“共鳴”。第三部分從三個方面分析了音樂與修辭的“匯合”。文藝復興盛期到18世紀末，從這一時期的作曲教學法、音樂批評、音樂理論以及音樂表演等各個領域中可以看到兩者的匯合。

該文指出，自中世紀起，修辭無論在教育領域還是以語言/非語言為媒介的藝術實踐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些重要的修辭概念和范疇，通過類推或稍加變化后就被運用到藝術領域，包括音樂理論中，成為藝術話語的基本“語詞”。正如麥克科瑞勒斯所言，“修辭學是當時無所不在的語言中的元語言，實際上，它可能是當時任何事物的唯一的元語言。因此它的概念、體系和術語能夠被藝術所接納，也就不令人意外了”。如果說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盛期高度發達的言說實踐為修辭進入音樂提供了外部條件的話，那么這一時期盛行的音樂“情感論”則為兩者的匯合創造了內在條件。

作者認為，16世紀中葉，德國音樂理論研究中正式提出“音樂詩學”（musica poetica），其宗旨就是借鑒修辭原則進行創作研究。這一新學科的提出，廣泛地將古典修辭概念和術語融入到音樂創作和理論研究中，標志著修辭真正“進入”音樂。音樂“情感論”為文藝復興盛期前的音樂史與修辭史這兩個原本分開的支流相互“走近”并逐漸匯合到一起奠定了重要基礎。

文章最后強調，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盛期，伴隨著修辭學的蓬勃發展，修辭學作為元理論逐漸滲透到音樂作曲法和音樂表演中，并最終在16世紀中葉的“音樂詩學”學科中得以真正“匯合”。由此修辭手段作為作曲法進入音樂理論中，真正開啟“音樂修辭”傳統。

原文作者: 王旭青，浙江音樂學院教授。

原文標題:《音樂修辭的歷史溯源及考辨：文藝復興時期》

原文出處: 《音樂研究》2016年第4期

(中國社會科學網 胡子軒/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