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洛秦

音樂自產生以來就植根于文化當中，音樂與文化兩者之間有非常密切的聯系。作為一門“把音樂作為文化來研究”以及“研究文化語境中的音樂”的學科，近年來，音樂人類學在不斷完善和發展。

圍繞音樂人類學的相關問題，記者采訪了上海音樂學院教授、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洛秦，在他看來，音樂人類學的發展應大力提倡跨學科及方法論跨界研究的發展方向，重視發揮中國人類學思維與方法論對藝術與音樂研究實踐的指導作用。在推動音樂人類學的中國經驗的不斷積累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自己的學術方法。

研究音樂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音樂

中國社會科學網：音樂人類學是音樂學與人類學的交叉學科,有學者指出,音樂人類學是人類學理論和方法在音樂研究領域的具體實踐,您如何界定音樂人類學的學科屬性?在您看來,音樂人類學致力于研究和探索哪些問題?

洛秦：音樂人類學，在國內也稱民族音樂學，事實上都是英文術語Ethnomusicology的不同譯名，我本人以及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都傾向采取“音樂人類學”的稱謂，因為它同時也具有Anthropology of Music的含義。與國內一些觀念中的“民族音樂學”相比,音樂人類學概念和方法更側重于人類學的視角和理論基礎。我在《稱民族音樂學，還是音樂人類學——論學科認識中的譯名問題及其“解決”與選擇》中闡述得比較清楚。音樂人類學的界定，國內外曾有過許多學者做過表述，但不論從哪個角度，宏觀而言，它將音樂與文化關系作為研究核心是大家所公認的。我在《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導論》中，做過以下的界定：

音樂人類學（Ethnomusicology）是音樂學和人類學相結合的交叉性學科，其具有傳統意義上的音樂學以探究音樂本體為主導的屬性，同時又具有人類學視角下關注與音樂相關的社會和文化關系研究的人文特征。

作為學科研究范圍而言，音樂人類學主要研究目前存活著的音樂事像，口頭傳統是其研究主體。同時，近年來受到歷史人類學的影響，音樂的歷史內容也逐漸受到音樂人類學的普遍關注。以往僅針對非歐洲的傳統音樂研究的界限已經不再存在，而音樂人類學研究將涉及整個人類的音樂及其文化活動（包括對西方古典音樂的研究）。作為音樂學大學科的一個分支，音樂人類學的目的、視角和意義在于從音樂與文化的關系來探索人、行為及其音樂表現之間的相互影響，也即研究音樂現象發生的思想、理念及其促成的行為方式，將音樂作為一種文化來揭示其在人類生存、生產和生活中所產生的價值和意義。

城市音樂研究成為新的學術領域

中國社會科學網：與人類學研究相比,音樂人類學有何獨特研究方法?當前我國的音樂人類學研究呈現何種發展態勢?與西方藝術人類學研究相比存在哪些不同?

洛秦：由于音樂的構成、傳播與接受方式的特殊性，即音樂以聲音（也包括音聲——soundscape）作為媒介，通過各種不同的形態和方式進行傳播，抵達人的聽覺接受后，轉化為某種價值和意義。因此，音樂人類學的獨特性就在于如何從聲音表述中來探討和尋找某一種音樂形式中的文化含義。也由于此，我們的田野工作不僅包括人類學的所有內容和形式，而且還涉及到與聲音（包括音聲）相關的所有事像，諸如錄音、記譜、音樂形態分析、樂器構造及其演奏的研究等等。所謂音聲（soundscape）不僅涉及我們通常概念中的音樂，即具有組織性的、創作性的、樂音性的、藝術性的一般音樂屬性，而且還包括與音樂活動相關的所有聲音現象，例如民間儀式中的樂器演奏聲、信徒們的吟誦聲，以及“聽不見”的人們在信仰交流過程中的“走心”之聲。

音樂人類學在中國的建設和發展是一個較為復雜的歷程。我曾這樣論述過，自20世紀初至今，中國傳統音樂研究及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這是一個研究意識的萌芽狀態到學科建設初見規模和成效的轉型過程，這樣的轉型主要是學術思想和觀念的變更帶來的學科范疇擴展、學術范式與方法的調整和完善所形成的，這也是學科成熟的自然進程。我們看到，學科發展從單純的民族感情觸發返觀傳統，以民族形式救亡抗戰的政治意識來整理、搜集和研究音樂，到以科學方法體系化地研究音樂本體，在基于注重音樂自身規律的基礎上強調更多的人文關懷，并且通過廣泛實時地與國際學界的互通交流，不斷地深入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并使之“本土化”和促進“中國經驗”的積累，這是中國傳統音樂研究及其音樂人類學的中國發展在學科建設意識自覺地的充分體現。

中國音樂人類學建設和發展的特點與西方藝術（音樂）人類學的差異主要體現為：其一，中國城市化發展迅速，城市音樂研究成為了國際音樂人類學界一個突現的學術領域，我提出的“近我經驗”和“近我反思”成為城市音樂人類學研究的重要理論與方法。其二，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重視少數民族文化，雖然少數民族音樂也屬于“他者”文化的研究，但是以“家門口”田野工作為主體的立場和中華民族“天下大同”的思維與西方人類學的帶有較強殖民色彩的“他者”研究形成了本質上的區別。其三，中國文化歷史悠久，沒有哪一種音樂現象和形態是“無根性”的，因此歷史意識和歷史導向的學術范式成為了音樂人類學在中國建設和發展中的一種鮮明的趨勢。

建構音樂人類學的中國話語

中國社會科學網：您認為音樂人類學研究目前存在哪些難點與困境?對于推動音樂人類學研究,您有何對策建議?請您結合自己的研究進行分析闡釋。

洛秦：我在即將發表的《音樂人類學的中國經驗的反思》中指出，音樂人類學在中國扎根的時間不長，面臨著“西學中用”，以及與中國傳統音樂研究融合的雙重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快速走向世界，接受現代化的改造，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中國語境下的“現代性”相較于西方，情況更為復雜，接受過程更為曲折。現代化、“國際模式”，享有國際通用話語權是積極的，但反思建設西方現代化道路出現的問題，以及重新審視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價值意義更是必需的。西方Ethnomusicology的產生基于其文化土壤，具有其自身的學理基礎和獨特內涵。也因此，音樂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不能完全依賴舶來學術理論，而應該更多地從中國音樂文化特有的內涵來思考，充分反思三十余年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從而推動音樂人類學的中國經驗的不斷積累，建立和發展自己的學術方法。

就個人在音樂人類學的學術實踐和研究而言，我一方面著重于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與經驗的理論和方法的探索，諸如近《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與經驗的反思和發展構想》《論音樂文化詩學：一種音樂人事與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近我經驗”與“近我反思”——音樂人類學的城市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意義》《敘事與闡釋的歷史，挑戰性的重寫音樂史的研究范式——論音樂的歷史田野工作及其歷史音樂民族志書寫》，以及《“音樂上海學”建構的理論、方法及其意義》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國經驗”的理論性思考。另一方面，由于我個人的學術興趣主要涉及城市音樂人類學和歷史意識和歷史導向的音樂人類學，因此我將二者以上海音樂歷史文化研究作為田野工作的對象進行實踐和總結。我所做的，以及我主持和組織的團隊——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的各種關于上海城市音樂田野研究雖然大多以個案來呈現，但這些個案始終都貫穿著一個非常明確統一的學科意識，即將音樂人類學與音樂史學交叉融合而形成一種具有中國經驗的學術范式。

我在《“音樂上海學”建構的理論、方法及其意義》中提出了“音樂上海學”的理念，這就猶如紅學、莎學、敦煌學等這樣的概念一樣，我們不能從真正意義上的一個學科層面上來認識，而是以特定的研究內容來命名，如上述的“紅學”、“莎學”或“敦煌學”，由于《紅樓夢》、《莎士比亞戲劇》和敦煌莫高窟所蘊含內容之豐富、研究價值之珍貴、成果積累之豐厚，以及涉及問題之龐雜而成為專門之“學”。之所以提出來“音樂上海學”這個概念是因為這個城市有很多東西值得探討，它是一座“音樂富礦”。為促使上海音樂研究更具有學科意識，以及學理性、整體性和規模化，充分挖掘其在中國音樂中的特有價值，并且試圖以音樂社會區域研究或城市音樂人類學的富礦案例。就城市音樂現象而言，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找到一個像上海這樣具有復雜性的城市。世界上幾大城市，紐約、東京、巴黎、倫敦等等，他們都是國際大都市，音樂內容很豐富，也各具特色。然而，我們從最權威的《新格羅夫音樂家與音樂大詞典》的條目中，可以搜索到有關音樂城市的內容約十余項，可是，從音樂內容的豐富性、復雜性、多元化方面考察，它們與上海相比都相差甚遠。簡單地說，西方大城市所具有的各類音樂活動上海都有，而上海具有的“地方性知識”的內容和特點，是世界上任何大城市都不具有的。因為它具有所有大城市的現代性功能，同時其還帶有以往租界文化的痕跡，也是一個吳越傳統的集散地，而且脫離不了的意識形態影響更是增加了它的多元色彩。對于這樣一個復雜體，“音樂上海”以至于成為專門的學問——音樂上海學，應該是當之無愧的。至今，我們已經完成了有關上海城市音樂研究的碩士、博士論文近30篇，正在進行中的約有10篇，涉及了與音樂相關聯的各個層面的問題，諸如戲曲、民俗、曲藝、移民、宗教、經濟、教育、社團、媒體、劇場、出版等等。我們正在將“音樂上海學”成為城市音樂研究及音樂人類學“中國經驗”的典型案例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