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69年、出自蕭友梅手筆的珍貴文獻面世

【內(nèi)容提要】本文考證了被塵封69年之久、未被人知的一份辦學報告為蕭友梅所撰寫。這一史料的被發(fā)現(xiàn)，可以澄清長期以來有關所謂“學院派”的問題，以及過去強加在國立音專和蕭友梅身上的一些不實之詞，還歷史以真面目。

【關 鍵 詞】蕭友梅/現(xiàn)代音樂史

中央音樂學院蕭友梅音樂教育促進會黃旭東和汪樸正在合作撰寫《蕭友梅生平紀年》與編輯《蕭友梅文萃》。在搜集材料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不少有關蕭友梅生活、工作行蹤的文字記載和多份塵封數(shù)十年、出自蕭友梅手筆的極為珍貴的文獻資料。《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為適應非常時期之需要擬辦集團唱歌指揮養(yǎng)成班及軍樂隊長養(yǎng)成班理由及辦法》(以下簡稱“理由及辦法”)就是其中之一。這是蕭友梅于1937年日寇占領上海(11月12日淪陷)一個月后即同年12月14日在給當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王世杰部長反映學校情況、匯報如何堅持辦學而寫信的同時呈上的一份辦學報告。信中談了五個方面的事情，并列有小標題。約一千多字。在講到經(jīng)費時說，“假如政府確無法籌足七成，即有四成，亦可勉強對付”。在談到遷校時說，“假如政府因政局權限之關系，全戰(zhàn)區(qū)各校一律遷入內(nèi)地時，本校當然不能例外，屆時只有照新方案辦理(新方案理由及方法另紙錄上)”。“遷內(nèi)地后，如有四成，經(jīng)費亦可維持。”這份“理由及辦法”就是“另紙錄上”的辦學新方案。

“理由及辦法”是2005年8月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發(fā)現(xiàn)的。正文共十四頁。用老式鉛字打印機打印。每頁十行。豎排。并有一封頁，用毛筆書寫題目，內(nèi)容與正文完全相同；從筆跡看，當為蕭友梅親筆所寫。再從打印稿的正文看，有多處脫漏的字，亦用毛筆工正地補上；衍文處劃上漏空的小圓圈以表示刪除，可見打印后蕭友梅曾親自校閱。與給王世杰的信存放在同一“檔目·國拾玖4”內(nèi)的，還有蕭友梅用鋼筆和毛筆書寫的、致時任教育部次長張道藩、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俊升等人的信函若干封。由于“理由及辦法”是以“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的名義向教育部上報的一份呈文，所以自然不會署蕭友梅個人的名字。但我們以“理由及辦法”的思想內(nèi)容、遣詞造句、書寫語氣以及行文風格等為主要依據(jù)，結合蕭友梅一貫的愛國情懷、教育思想和美學理念，再參照在抗戰(zhàn)初期發(fā)表的幾篇文章所體現(xiàn)的音樂思想理論，特別是根據(jù)上述幾封信中多次提及“理由及辦法”，我們斷定這份辦學“新方案”是蕭友梅的手筆。

“理由及辦法”標題中以及正文內(nèi)八處寫到的所謂“非常時期”，該指“八·一三”淞滬戰(zhàn)役之后，全國進入全面抗戰(zhàn)的時期；當時的上海已為日寇所占領，“國立音專”已遷入法租界。蕭友梅為“音專”新創(chuàng)辦的、于1937年11月1日出版的《音樂月刊》寫的發(fā)刊詞中談到刊物的使命時就已使用“非常時期”一詞，他說：

普及音樂教育之外，在此非常時期，必須注意如何利用音樂喚醒民族意識與加強民眾愛國心。(轉陳聆群等1990：457)

而開辦集團唱歌指揮及軍樂隊長養(yǎng)成班在1937年12月向教育部建議后，蕭友梅在1938年2月1日出版的《音樂月刊》第一卷第四號上的《關于我國新音樂運動》一文中就公開主張了。他說：

在這國難期內(nèi)，如環(huán)境許可時，應盡力創(chuàng)作愛國歌曲，訓練軍樂隊隊長及集團唱歌指揮，使他們在最短時期可以應用出去……關于此種工作如能由政府提倡，更容易發(fā)生效力。(同上：467)

這與“理由及辦法”所表達的思想、擬定的辦法是相通的。尤其是蕭友梅在“理由及辦法”中，石破天驚地提出的“精神國防”思想，可說是先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對學生所講的一席話的發(fā)展與升華。先生說：

我們中華民族之后裔，國難當頭，豈能無視坐等。古人云：“養(yǎng)兵千日，用兵一時。”當兵應以刀槍衛(wèi)國，我等應以歌聲喚起民眾，齊心協(xié)力，趕走日寇。一個音樂工作者，應該把音樂作為一種武器，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民族的危亡，這是民族賦予我們的重任。(轉劉雪庵1982[1993]：81)

這段話，很明顯與“理由及辦法”中表述的“音樂是建設精神上的國防的必需的工具”相一致。也是能說明“理由及辦法”為蕭友梅手筆的一個重要思想旁證。

從原來培養(yǎng)“高深專門人才”改為“辦理應時勢需要的音樂科班”這一教育方針的轉變，是關系國立音專辦學方向、屬于全局性的一件大事。除作為一校之長的蕭友梅會去考慮并及時提出外，其他一般教師是不會想到的。而事必躬親是蕭友梅一貫的工作作風。對有關辦學方針的確定、學則的制定與修訂就更是如此。從北大音樂傳習所到國立音專辦學方針或學則的制定，都是蕭友梅親自執(zhí)筆起草的。這份“理由及辦法”也不例外。它是在國難當頭、國立音專處于風雨飄搖之時，蕭友梅根據(jù)自己的音樂觀，為“建設一道看不見，摸不著，而牢不可破的精神上的國防：即民族意識與愛國熱忱的養(yǎng)成”，向當時國民政府提出的既符合抗戰(zhàn)需要，又不需增加經(jīng)費而能使“音專”繼續(xù)辦下去的一個良策。可惜的是，蕭友梅雖多次提出(1938年3月24日、4月23日致張道藩函)，政府并未采納；但先生并沒有放棄，所以在1938年6月21日致高等教育司長吳俊升的一封信中，又一次提到辦學“新方案”，而且告知還擬好了“具體辦法”。信中說：

至于適應抗戰(zhàn)時期之特殊環(huán)境與需要，本校原擬定了一個計劃，不過此計劃在滬上目前斷難實現(xiàn)。在內(nèi)地辦理又不容易聘請教員，故目前有將此一部分在九龍辦理之議，作為音專分校也可，作為音專第二部也可。茲仍將該辦法呈閱并祈就便轉呈部長以備參考(此時由陳立夫任部長)。如蒙采用當即將具體辦法續(xù)呈。

寫這封信時，蕭友梅正在香港。可見“理由及辦法”一是曾打印多份，他是隨身帶著的；二是曾兩次上呈，亟望教育部允準。

這份“理由及辦法”，過去從沒有人提起過。就連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全力以赴地協(xié)助蕭友梅維持國立音專、時任教務主任的陳洪先生，生前也從未談及此事。而能寫出像這樣富有思想理論深度的“理由及辦法”，在當年國立音專，除了蕭、陳兩位之外，可說是沒有第三人。既然陳洪先生從未提到“音專”曾打算辦“養(yǎng)成班”的事，這從一個重要側面，說明“理由及辦法”是出自蕭友梅之手。

為使廣大讀者尤其是音樂史學工作者能及早讀到“理由及辦法”，促進會提前將其公之于世。這是值得倡導的學術行為。我們認為，歷史文獻是社會的公有精神財富，不是少數(shù)人的私產(chǎn)，那種發(fā)現(xiàn)了新材料，秘而不宣，獨家專有的做法是學術上的“小市民”或“小生產(chǎn)者”。我們主張資料共享，廣而告之，加強交流，促進研究。我們相信，“理由及辦法”和1917年蕭友梅致北洋政府教育部信的公開發(fā)表(見《人民音樂》2006年第1期)以及新發(fā)現(xiàn)的其他有關新史料的陸續(xù)刊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史的研究，必將有新的突破；某些長期有爭議的如所謂“學院派”等問題定會得到客觀、公正的結論，而過去強加在國立音專和蕭友梅身上的一些不實之詞，也會進一步得到澄清，還歷史以真面目。

【參考文獻】

[1]劉雪庵1982[1993]：〈聞上海音樂學院師生為蕭友梅先生樹立銅像有感〉[C]，戴鵬海、黃旭東編《蕭友梅紀念文集》[C]上海音樂出版社。

[2]陳聆群、齊毓怡、戴鵬海編1990：《蕭友梅音樂文集》[C]上海音樂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