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樂舞對中原、朝鮮、日本的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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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樂舞對中原、朝鮮、日本的重大影響

    西域樂舞步入鼎盛之后,又通過征戰、和親等重大歷史事件及年復一年循絲綢之路上來往不斷的人流東漸,在樂工、樂器、樂曲、樂理、樂譜等諸多方面對中原乃至朝鮮、日本音樂文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957年出土于西安西郊唐代鮮于庭墓中的“唐三彩駱駝載樂俑”為我們展示了生動的畫面:盡管路遙勞頓,千辛萬苦,作為西域人民友好使者的樂舞藝人們仍要行萬里,渡沙磧,把他們的才華和技藝奉獻給中原大地。據史書記載,從西域來到了中原的著名藝人有龜茲白氏:白明達、白智通和蘇只婆;疏勒裴氏:裴神符、裴興奴;于闐尉遲氏:尉遲青、尉遲璋;“昭武九姓”曹、何、米、康、安、史、穆諸氏:曹婆羅門、曹僧奴、曹妙達、曹昭儀、曹保、曹善才、曹剛、曹供奉,何滿子、何懿、何堪,米嘉榮、米和、米都知,康昆侖、康阿馱、康老胡雛、康乃,安馬駒、安未弱、安叱奴、安金藏,史丑多、史敬約,穆叔兒、穆善才等。除史籍所載者外,流落民間的無名藝人理當更多。“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鏗鏘”(賀朝),“琵琶長笛曲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岑參),“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眼紫髯胡”(張說)等唐詩即是明證。
    傳到中原的西域樂器有豎笛(篴,即后世之簫)、橫笛、篳篥、嗩吶、胡笳、胡琵琶、五弦、豎箜篌、弓形箜篌、羯鼓、蜂腰鼓等,體輕便攜,音色各異,經漢民族吸收、改造后逐漸成為最常用的傳統樂器。
    《龜茲樂》、《疏勒樂》、《高昌樂》、《康國樂》、《安國樂》、《西涼樂》、《天竺樂》等源于西域的大曲先后被歸入隋唐宮廷樂部。在隋王朝宮中擔任樂正的白明達“創百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斗雞子、斗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至玄宗朝將燕樂改制為坐、立二部伎時,龜茲和西涼的音樂在其中仍據有大比重。故《舊唐書·音樂志》謂:“自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立部伎”八部中,“自(第三部)《破陣樂》以下,皆擂大鼓,雜以龜茲之樂,聲震百里,動蕩山谷;《大定樂》加金鉦;唯《慶善舞》獨用西涼樂最為閑雅”。“坐部伎”六部中,“自(第二部)《長壽樂》以下,皆用《龜茲樂》”。
    在唐代大曲中,至少有《涼州》、《伊州》、《甘州》、《柘枝》、《渾脫》、《劍器》等和西域有涉。除此之外,黃翔鵬先生認為在《教坊記》所列的四十六部大曲中,“龜茲樂”三個字未必是曲,而是一個插入的小標題,也就是說,列在該標題之后的《醉渾脫》、《安公子》、《舞春風》等均為龜茲大曲。另如《春鶯囀》也出自西域樂師白明達之手。在鼓吹曲和羯鼓曲中,又有不少曲名如《疏勒女》、《耶婆色雞》、《色俱騰》明顯是從胡地傳來或由胡語音譯而來的。
    除樂曲之外,胡旋、胡騰、柘枝、劍器、渾脫等舞種,大面、缽(撥)頭、合生、蘇幕遮、獅子、白馬等戲弄即有一定情節的歌舞伎樂表演也東傳中土。這些舞蹈音樂和戲弄音樂使西域音樂文化更加豐富多彩。
    隨突厥阿史那公主來到長安的龜茲樂師蘇祗婆帶來的五旦七聲理論從根本上動搖了宮音以外不為調首的傳統音樂理論,促進了樂調的多樣化,增加了音樂的表現能力。
    有學者認為唐代的半字譜源于龜茲,因為這種樂譜有琵琶指位譜和篳篥音位譜兩類,而琵琶和篳篥由龜茲東傳。但因至今并未獲得出自龜茲的樂譜實物佐證,所以這只能是一種猜測,有待進一步探究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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