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口皮箱，是民國時候的式樣，真正的黃牛皮所做，至今仍舊泛著紅銅般的油光。八角都有金屬鑲扣包角，已然被歲月銹蝕了，但整個箱子依舊端正挺立，不像其他的老皮箱那樣萎靡蔫軟，仿佛一個飽經滄桑的老人，還很硬朗地活著。

我的父母是在偏遠的土家山寨相識和相戀的，大約在1953年，他們決定結婚。那時的他們一貧如洗。母親的嫁妝，大約就是這口她從省城帶到山里的皮箱。我的童年，家中也有各種木箱、紙箱，但唯有這口箱子，母親把它藏在高處，不讓我們姐弟輕易觸碰。“文革”中，上小學的我曾經好奇地偷看了其中的秘密，原來也就是父母曾經的持槍證、結婚照和各種信件之類。

1978年我終于要上大學了，母親特地將這口皮箱騰空，拿到街上的皮匠鋪重新維護，上油并拋光，然后正式地轉交給了我。她怕我粗手粗腳磨壞它，還專門縫制了一個粗布袋子罩在箱子上。從此，這口皮箱就跟定了我的一生，像母親遠矚的目光一般，隨時監護著我的生活。我上大學帶著它，工作帶著它。去省城武漢工作和再次上學，它依舊是我不離不棄的愛物，囊括了我的全部物品。1988年我遠走海南，拎著這唯一的行囊趕火車、坐海船，枕著它在南方的碼頭露宿。 1989年從海口倉皇北歸之日，我拋棄了各種隨身物品，卻依舊將所有的珍愛之物塞進這口皮箱，扛著它流亡千里。我突然消失在大街上一年多之后，母親扶著老父前來探監時，仍舊給我帶來了這口皮箱。出獄之際，我把所有的衣物都贈送給了那些窮困的犯人，只有這口箱子，我還是固執地帶著它走向了自由。

而今箱子還在，父母卻沒有了。他們相依為命的信物，成了我只身飄零的伴侶。我像年輕時代的父母一樣，在箱子里裝滿了我的各種證件和紀念品——畢業證、工作證、判決書、釋放證、結婚證、離婚證、日記、發黃的情書、曾經的警徽和犯人的胸牌……仿佛沒有這一切，我便不曾打這個世界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