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大業》：星光燦爛繪史詩
上個世紀1945年到1949年無疑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驚心動魄、最為波瀾壯闊、最具決定性命運的時期。盡管歷史發展已經給兩種力量、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歷史性較量提供了明確的結論和答案，但其留下的眾多歷史謎團至今讓人噓唏不已，如在全世界人民渴望和平與民主的大背景下，中國為什么并沒有迎來和平民主卻陷入了在斯大林看來會導致中華民族毀滅的內戰?一支擁有全副美式裝備，武裝到牙齒，中高級將官均接受過嚴格軍事訓練的軍隊，為什么輸給了一支布衣草鞋，小米步槍，數年前還被追趕得在偏遠山區流竄的農民軍隊?等等。這段歷史本身所包含的巨大的歷史張力給藝術審美提供了巨大的表現空間，令眾多藝術家爭先恐后。《建國大業》再次將鏡頭對準了這段歷史，以宏大的藝術視野，正面再現共和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誕生，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和衷共濟肝膽相照的風雨歷程。同時，在真實再現各種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基礎上，顯現出了一種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和審美高度才有的博大的人文關懷和人文情懷，兼具宏觀視野和微觀審視的史詩品格和氣質。
影片主創努力突破種種局限，打破領袖人物臉譜化的審美定勢和模式，盡力還原歷史中復雜多面的人物，凸顯歷史人物的心靈和情感層面，擺脫了過去的“紅色情結”支配下簡單、截然對立的審美審視和判斷，賦予了鏡頭中的人物形象以更豐富的歷史內涵、人文內涵。如受邀參加政協會議的馮玉祥在海上遇難，消息傳來正在洗腳的毛澤東憤怒地踢翻了水盆，而周恩來甚至大罵手下“都是豬腦袋”。這些獨特的審美表現是“陌生化”的，是觀眾特別樂意看到的，也是富有感染力和沖擊力的。影片對蔣介石藝術形象的塑造避免了任何人為的道德丑化、道德矮化，呈現了這個特定歷史時期落寞梟雄多層面的心理變化。蔣介石和蔣經國的一場對手戲就富有巨大的藝術張力：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失敗，回到南京請求蔣介石支援，蔣介石卻不敢得罪黨內的官僚資本。父子倆走在中山陵里，一群白鴿在遠處飛翔，蔣介石告誡兒子：“反貪腐，要看時機。”蔣經國針鋒相對：“現在黨國都在危難的邊緣。”蔣介石長嘆一聲，吐出一句話：“反貪要亡黨，不反要亡國!”又如在敗走臺灣之前，蔣氏父子在溪口長談，一屁股坐在臺階上的蔣介石眼神中一片茫然，蔣經國看著蔣介石如此落寞也是眼含淚水。這樣，蔣介石作為特定時期的歷史人物就從一個簡單的符號變成了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可以引發人們更多的思考。
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史詩品格的電影，僅有歷史真實層面的呈現顯然是不夠的。可以說，史詩品格電影不僅要求有歷史真實層面的呈現，更要求在歷史真實層面呈現基礎上有更宏觀的歷史和哲理思考。毛澤東和蔣介石的雙雄斗固然是歷史的主旋律，但并不是歷史的全部。影片不僅在毛澤東和蔣介石人物的塑造上下了很大功夫，也在宏觀歷史視野下對宋慶齡、宋美齡、蔣經國、李濟深、蔡廷鍇、張瀾、馮玉祥等眾多歷史人物進行了個性化的審視和表現。影片編劇曾經談到，他們研究了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民革主席李濟深、民盟主席張瀾等人的傳記之后，就深深地被他們的領袖風范、人格魅力、政治主張所感動，深深理解了毛澤東為什么如此尊重他們，并盛情邀請他們一定北上參加政協會議。影片巧妙的借助于第三方即國民黨進步將領、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的視點來看待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斗爭，來對毛澤東和蔣介石所代表的兩黨進行政治和道德上的判斷。一方面，凸顯了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另一方面，更凸顯了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多黨協商、民主建國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理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是歷史的必然，至今依然惠及中華民族，并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制度保證和政治基礎。
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眾多的獻禮影片中，《建國大業》不是一部常規電影，而是一部“大事件”電影，172位明星參與演出本身就足以吸引觀眾的眼球。同時讓人欣慰的是，影片劇情跌宕起伏，明星云集沒有影響觀眾入戲，而是產生了獨特的審美效果，實現了 “故事”大于“明星”。同時，影片無論是藝術創作層面還是商業操作層面都顯示出了大手筆和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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